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地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而在这条丝绸之路的起点上，陕西商人自秦汉、隋唐以至明清，不仅创造了富可敌国的物质财富，还创造了极其灿烂的商业文化。特别是明清以来，陕西商人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在开发建设中，以“关注历史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实施文化惠民，带动区域发展”为核心，通过以泾阳为中心的陕商文化为契合点，结合区域文化元素，发挥文化旅游产业的驱动带动作用，搭建特色文化架构，建设陕商文化博览馆，充分展现以商帮为形式的陕西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厚重质直、忠义仁勇、开拓进取的精神，这也将成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碰撞的新契机。

发展传承“西秦大贾”开创经济奇迹

日前，在泾河新城陕商文化博览馆里，通过导游的讲解以及照片、浮雕、陈设物等的充分展示，笔者了解了“陕商”的发展经历，同时还借助各种声、光、电等科技手段，“亲眼目睹”了陕西商人在历史上的辉煌灿烂。

说起历史上的商帮，晋商、徽商俨然成为了中国商人的代表，曾编纂《天工开物》的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所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中的陕商，却被尘封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鲜为人知。

然而事实上，陕西作为中国商业的发祥之地，秦汉时陕西商人已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那时的巴寡妇清、王宗汉、长安杜氏、韦氏都是名闻全国的大商人，连秦始皇都为之筑“怀清台”以示纪念。到了唐代，陕西商人更发展到第二个高峰，他们以“帝都商人”自居，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富商王元宝与唐玄宗比富“终南山树缠绢，树尽而绢不尽”，连唐玄宗都无奈的说：“朕富不及元宝”。到了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这些为陕西商人的群体崛起创造了机遇，形成了第三个大的发展高峰。陕西商人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

同时，陕商还将会馆盖到了全国各地，有史料记载和实物佐证的就有270多座，仅河南一省就有46所。现在全国作为文化景点开放的山陕会馆或陕西会馆就有64所，由此可见陕西商人在各地的活动。历史贡献

多项创新可为当下改革提供历史经验

据相关资料显示，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秦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秦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也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此外，陕西商帮与晋商共同创造了“合伙制”的经营体制，机智地解决了掌柜与投资人的“利益一体化”问题，利用“人身开股制”即掌柜人身入股，将掌柜的利益与企业捆绑在一起，利润“银六人四”，使掌柜、职工效死为企业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制度创新。特别是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创造的以“日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可提供实际的可供操作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