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出现新趋势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分层相对简单和封闭,社会阶层结构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和一个阶层,两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社会不同阶层成员在工资、社会保障和其他待遇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三级式阶层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封闭性和凝固性,即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流动困难重重、障碍种种。一个人获得某种身份,一般是终身制。不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平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新趋势。所谓社会分层“凝固化”,就是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以后,各阶层的身份基本固定,某个群体欲改变身份极为困难,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其他身份群体。比如,工人的后代长大以后仍然是“工人”,农民的孩子长大以后仍然在家务农或进城当农民工,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所谓社会流动“缓慢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与社会分层凝固化有关,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资源的分配政策等先赋性因素,都在阻碍着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进多出少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富二代”、“官二代”是这种“缓慢化”典型表现。第二,目前社会流动呈现单向流动的特点,即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涌入城市,而农民工回流农村的比例很低、速度缓慢。
合理、公正、顺畅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抑制了社会活力,阻碍了社会成员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也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更致命的威胁是粉碎了在先赋性条件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通过努力改变生命轨迹、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最终将导致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
整合社会阶层结构 实现中国梦,必须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而要做到机会平等,就需要把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加以调整,构建良性的社会阶层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流动的门槛过高,弱势群体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越来越少。以教育为例,改革开放以后,高考仍然是农民子弟改变身份的主要途径。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越高。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与父亲为农民的毕业生对比,前者平均月收入比后者多400元,前者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后者高出14个百分点。有些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而有背景的毕业生即使成绩很差,也依然能靠关系和钱财进入好单位,并在工作中继续受到照顾。在一个不合理的机制之上,教育就这样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层结构一再复制,从而成为再产生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社会由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富二代”、“穷二代”等词汇,表明财富、社会地位以及贫困都开始继承和传递。其实,存在贫富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当前是存在的。如今,不少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低于高职生,乃至低于农民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提供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李克强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在社会学家看来,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理想模式。为此,我们应该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缩小农民阶层。第二,通过政策和制度建设,鼓励社会成员奋发努力,发挥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的作用。加快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向橄榄形转化。第三,实行社会流动和社会评价中的绩效原则,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并实施有力的监督机制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通过整合社会阶层结构,彻底逾越阶层鸿沟,使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都憧憬着“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梦想成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