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始的一二季度，经济增速跌至两年来最低点。“看空中国”一度成为一些国际机构和经济分析人士最为热衷的话题：一家美国财经媒体把“中国经济还会进一步恶化吗”的投票放到了网站首页，另一家研究机构则在分析报告中预测，中国将经历“超级熊市”，随时会有“硬着陆”的风险。

　　但在几个月后，中国经济奇迹般地企稳回升。去年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8%，全年经济增速为7.7%。财政收入、通胀率均优于预期目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再创新高，同时，凭借突破4万亿的进出口贸易额，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德国《世界报》将这一成果称之为“出人意料的良好经济数据”，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如果取得成功，经济增长势头有望进一步加强。”

　　中国银行业协会与普华永道近日的一次调查显示，对于主导这一“反转剧”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国76家银行和1604位银行家做出的总体评价为近5年来最高，其中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评价，均高于2009年以来的各年分值。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3年，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作为中国这艘经济巨轮的“掌舵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初发给达沃斯世经论坛冬季年会的特别致辞中写道：“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世界经济尚待复苏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这样一张‘成绩单’来之不易。”他同时强调，中国宏观调控的创新理念和形成的经验，有助于中国经济在今后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继续拿到好成绩”。

　　现在看来，我们低估了李总理的决心

　　要解读2013年中国经济的“反转”，年中的“钱荒”事件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时点。2013年6月20日，中国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陡然飙高至13.44%的最高点，而在此之前，这一利率通常都维持在3%左右。受“钱荒”传言影响，沪、深股市出现暴跌，银行间交易员们开始“不计成本地向其他机构借钱”，市场一度陷入恐慌。

　　“银行不是真的没钱，它们就是期待政府能‘松’一下。”一位政府内部人士事后评论，“当时商业银行都有预期，只要一有问题，中央政府就会给钱。就好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谁的哭声大，谁就有奶吃。”

　　但这一次，无论关于“钱荒”的新闻如何遍布各大媒体，无论证券市场如何受重挫、交易员如何抱怨“一天赔掉了半年收益”，政府就是不“放水”。

　　政府在干什么？

　　据多个消息佐证，6月20日“钱荒”发生时，李克强正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他中途走出会议室，打电话部署相关工作。此后几天，他“每天一个批示”，安排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密集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总理的工作习惯是高效率的，有问题马上就处理。”中南海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但他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从长远角度着眼的。”

　　这个“长远角度”，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顶住压力，坚决不增发货币”。一位国办工作人员事后回忆，虽然“钱荒”是突发事件，但中央政府当时“保持定力、决不放水”的举动，确实是有意为之，是反复思量的结果。

　　“就好像两辆车面对面开过来，谁要让路？”他说，“中央政府这一次非常明确：违规的是你，为什么我要让路？当然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定力，更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和智慧。”

　　渣打银行的分析人员在事后一份报告中评论：“我们曾经怀疑李总理是否会推动改革，但现在看来，我们低估了他的决心，为了推行政策，他愿意冒更大的经济下行风险。”

　　以今天的眼光回过头看，“保持定力”无疑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抉择。自此之后，各商业银行开始更加重视管好自己的流动性，对货币供求状况也有了更精细的盘算。当年10月和年底又发生两次小的“钱荒”，市场的反应波澜不惊。

　　但在当时，这种“定力”却需承担巨大的风险及后果。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曾向媒体透露，“钱荒”期间，他不断接到来自海外的电话。大家的问题高度一致：“中国的银行是不是要发生危机了？”

　　“如果换个人，可能就真的放钱了。何必呢？央行又不是没有钱。”一位政府人士说，“但克强总理就觉得，如果‘放水’，银行就会越发有依赖性，所以他始终没有过度干预市场。”

　　年终统计数字显示，2013年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6%，增速为三年来最低。

　　事实上，应对“钱荒”并不是李克强首次展示“定力”。这位政府人士回忆，去年新一届中央政府组成之初，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国内经济下行，三四月份中央财政收入一度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负增长。

　　“当时就有人主张扩大赤字，说白了就是欠全国人民的钱呗。但总理坚决不同意。”他说。当时，李克强几次主持召开会议，一方面降低“三公”经费支出，要求中央机关带头压缩“三公”经费5%；另一方面“盘活存量”，用好各部门账上的存量资金。他甚至派审计署清查各部门沉淀资金，责令限期支出，“逾期将由中央财政收回”。

　　一位知情人士用“相当不容易”来评价这一系列政策。他说，国务院对经济工作负总责，万一坚持“不刺激”，结果经济真的出了问题，就要承担责任。“不增发货币，不过度刺激，这不仅是‘定力’，也包含科学的预判和坚定的意志决心。”

　　有媒体引用经济学家的分析认为，中央政府坚决不“放水”的用意，是按照经济规律，以市场之手，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英国路透社评论称：“这是迄今最明确的迹象，显示中国新领导人愿意为长远利益而忍受一时经济之痛。”
渣打银行则形象地比喻说，这是李克强对市场“严厉的爱”。

　　让市场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时候会动，什么时候不会动

　　“钱荒”事件发生20天后，李克强公开阐述了自己的宏观调控思路。7月9日，在广西举行的一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他说：“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这并不是李克强首次提出“合理区间”的表述，但却是他第一次对“合理区间论”做出的具体阐释。他解释说，所谓“合理区间”，是指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政府就不去干预刺激，而是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合理区间论”提出的当下，正是中国经济去年最困难的时期，出口数据大幅波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唱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舆论中此起彼伏。更令市场担忧的是，没有人知道政府会不会救市。一位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不要说社会上，我们自己一些工作人员都坐不住了。大家都很疑惑，政府怎么还不采取措施？”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曾追求高度灵敏的调控政策。“猪肉价格降了，我们马上补贴农民，修冷库增加储备。结果冷库还没修完，价格又上去了，根本跟不上市场。” 这位工作人员说。

　　而“合理区间论”的意义在于，它给了市场主体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让他们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时候会动，什么时候不会动。“既不让市场觉得，一有困难政府肯定出手，也要让市场相信，真正遇到了困难，政府不会不管。”他说。

　　如同一剂“定心丸”，“合理区间论”很快获得了国际国内市场的积极回应，香港恒生指数和上证综指受此鼓舞，小幅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李克强为经济增速划下了一条线，给中国和全球股市提振了信心。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则认为，这是中国领导层向市场和公众发出的“明确、坚决的信息”。

　　“合理区间论”提出两个月后，中国经济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回暖迹象，研究机构也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 罗奇表示，此前“唱衰中国”的论调纯属假警报；创造“金砖四国”概念的美国经济学家吉姆 奥尼尔称：“我坚信中国10年平均增速7.5%的抱负很可能实现。”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事后分析，“上下限管理”和“合理区间”的说法，对提振市场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此认为，今后的经济不会比2季度更糟糕，应该会上去，所以我有钱就要花，有钱就要买设备、雇工人，事实上达到了激活货币存量的目的。”马骏说，“去年3季度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合理区间论’的提出，给了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

　　10月21日，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再次拓展了对“合理区间”的表述。他说：“我们要引导市场预期，确定合理区间，下限是经济增速不低于7.5%左右，上限是CPI不超过3.5%左右……在这个区间内，尽可能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

　　一位政府人士后来评论说，每个经济指标都有一个上下浮动的空间，但把几个指标联系在一起，制定出一个区间，这是一种“创造性发明”。“这源于克强总理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也源于他多年执政地方、中央积累的实践经验。”

　　我们能感受到，总理有很大的改革动力和决心

　　去年3月，李克强出任总理当天，一篇报道这样写道：“当多数国人对这位中国经济巨轮的新任掌舵人充满期待之时，熟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专家学者，却对未来的航程不无忧虑……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乏力，而中国正面临学界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中国经济患上了一种“病”，身体“又虚又滞”，一方面需要“补”，但同时又消化不良。而李克强给这种“病”开出的药方，就是改革。就任总理一个月后，他主持召开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时说：“针对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要对症下药……根本上讲还得靠改革，通过改革固本培元，增加经济发展的元气。”

　　在许多境外媒体报道中，李克强最鲜明的标签是“改革”和“市场”。十八大过后6天，他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成为当年网络最热的金句之一；而在就任总理当天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承诺，要用壮士断腕的决心自我革命，“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事实上，记者会结束后第二天，李克强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就是研究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事项。会议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内容分解细化为72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李克强明确要求，各部门要按季度列出工作时间表，“扎实推进改革”。

　　一位国务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一年来，她见证了很多改革“加快推进节奏”。她说，过去各部门想改革，需要自己报方案请求批准，而现在，国务院领导会主动询问各部门，“你们有什么改革方案”？

　　这位工作人员透露，她所在处室正在协调24项改革研究课题，而且“研究和落地同时进行”。她和同事们的工作内容，早已从过去的“传递文件”变成了“督办改革”。

　　“我们能感受到，总理有很大的改革动力和决心，很想改。”这位工作人员说，“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些改革进程，可能会进入国务院常务会讨论，还可能被列入政府工作计划，这些都使我们感觉到，改革在提速。”

　　2013年，李克强先后两次主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他还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措施严控新设行政许可、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等举措。截至当年12月，国务院先后分三批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而这些以“削权”为主旨的改革，换来的是市场的大大松绑和社会活力的充分释放。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同比增长27.63%，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29.98%，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实际是“市长经济”或“县长经济”，政府负责人像是那个地区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新一届中央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厘清市场和政府的权力边界，让市场发力。而政府致力于回归市场的改革，相当于“再造中国的经济发动机”。

　　改革当然会遇到阻力。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此前推进的一些改革，也曾遭遇个别部门抵制，但李克强总理的改革决心更为坚定。他在去年11月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有敢啃‘硬骨头’的勇气，义无反顾、一抓到底。”

　　他同时提出，要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放管结合”，建设法治政府。“政府不能当‘司机’，直接开车上路，但要管好服务的‘路灯’和‘红绿灯’，当好监管的‘警察’。”

　　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2013年，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源源不断释放的“红利”，是中国经济“反转”的重要驱动力。一位政府人士对此也持相同观点：“简政放权本身就是宏观调控的重大措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下放还在一步一步推进，这对市场预期的改变非常重要。改革是一个长期见效的过程，不仅会影响当前，也会影响长远的市场信心。”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让经济火车驶往一个更好的方向

　　2013年9月11日，李克强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首次提出了“中高速增长”的概念。他说：“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7.5左右的增速……符合发展规律。”

　　一位分析人士解释，所谓“中高速增长”，就是经济增速低于过去的两位数，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是高速增长。

　　也是在同一场讲话中，李克强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必须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必须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必须是保证就业和居民收入相应增加的增长。”

　　《日本经济新闻》就此评论：中国已经进入不再为增长率一时波动而或喜或忧的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中国已经决意调整经济模式，在增长上舍量取质，使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应有作用。

　　过去一年，李克强主持召开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政策措施：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小微企业暂免增值税、营业税，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大力发展供给短缺的养老和健康服务业，重点加强节能环保等“符合结构升级方向的产业”；发放4G牌照，推动信息消费、电子商务发展等。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李克强说：“推动经济发展，不光要稳住政策、推进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还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扩大内需。”

　　英国路透社此前发表评论称，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之所以得到“反转”，完全得益于政府精准的“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支持。另一位政府人士分析指出，中央政府过去一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谓“双向发力”：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就像针灸一样精准点穴。他说：“这是一种宏观调控理念的创新，我们不简单地追求速度，而是追求健康的发展，追求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

　　10月底的一次经济座谈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宾”。马云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淘宝即将举行的“双11”大促，李克强赞许道：“你们创造了一个消费时点。”

　　他说：“我们对新经济要重新认识、高度重视。新经济不仅解放了老的生产力，还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中国经济要‘爬坡过坎’，必须加快结构调整，大力培育新兴增长点，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他同时笃定地说，我们要用改革为新兴生产力护航。

　　也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克强和三位经济学家再次讨论起“中高速发展”的问题。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放缓是必然的，但要解决困难和问题、稳定就业，就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坚持发展优先，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他说：“我们要在必要和可能之间、在转型升级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平衡点’。”

　　一位分析人士就此评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相当于足球队“要从‘甲B’升到‘甲A’玩”，这将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跃升到新的位置。“将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调整纳入宏观调控，既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把传统智慧和现代理念结合的全新思路。”

　　《德国之声》的评论更加言简意赅：“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让中国经济火车驶往一个更好的方向。”

　　创新的理念有助于破除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从长期或短期看都是极好的事情

　　去年10月21日，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经济形势报告。在这场被媒体评论为“经济公开课”的报告中，李克强分析阐述了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并且第一次用“保持定力、深处着力、精准发力”完整阐述了他对创新宏观调控的理念。

　　他用“柴薪”比喻货币政策：“如果我们放松银根、多发赤字，那就像古人讲的‘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他同时强调，政府保持定力、稳定政策，但不能“不动”。“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停在那里晃两圈儿，没准儿就摔下来了，所以还得动，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此时，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浅U形反弹”，媒体也早已不再怀疑新一届中央领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一家美国报纸评论说：“关于中国，大家都同意的旧观点是，这是一个政府为追求最快经济增长不惜一切代价的国家；而现在大家都认可的新观点是，这是一个政府可能在主动放慢增长的国家。……这意味着一个放慢的增长率，但也是一个更可持续、更和谐的增长率。”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本届政府选择“创新宏观调控”的理念，是推动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唯一选择。“货币量已经太多，‘放水’的副作用实在太大；另一方面，大量的民生工程构成了财政支出的刚性需求，财政赤字也没有太大空间。”他说，“可以说，政策的腾挪空间非常有限，这也倒逼政府必须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梳理以往新闻便可发现，本届政府对于“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的最早表述，始自去年6月8日的环渤海省份经济座谈会。李克强总理当时强调，做好当前的经济工作，关键要在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中有所作为，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激发市场活力。

　　他同时提出五项具体措施：深化改革、压缩行政开支、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抑制消化过剩产能，以及进一步采取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既稳增长又调结构的举措。显然，这与其后的“合理区间”、“黄金平衡点”等理念一脉相承。

　　一位国务院工作人员透露，早在李克强出任总理之前，“转型”和“创新”就是他最常提到的两个概念。这位工作人员推测，创新宏观调控的思想，或许几年前就已经在他的脑中初步成型了。

　　事实上，在完整阐释这一理念之后，李克强一直在不断丰富、完善着他对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的理解。今年1月，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意见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伟的一番表述引起了李克强的关注和兴趣。

　　刘伟说：“我国经济承受失衡的能力正在增强，根据现在的情况，经济增速稍微低一些，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是可以承受的。”

　　李克强听得十分专注，并且不时认真记录着。整场座谈会结束后，他对刘伟说：“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关联。请你帮助再认真研究一下。讲增长率不能只保证新增城镇人口的就业，还要涵盖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

　　有理由相信，引导2013年中国经济“反转剧”的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在今后几年依旧会是中国这艘经济巨轮航行的“罗盘”。一位政府人士评论说：“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不是应对危机的一时之举，而是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长久之策。”

　　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在此前评论表示，这一创新理念有助于破除中国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长期看是极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