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19日电（记者廖翊）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近日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文化遗产保护基于公民素质，“保护并非花钱就有好作为”。

　　他以秘鲁的马丘比丘为例。作为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马丘比丘是世界著名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每年约有50万世界各地游客慕名探访。但是，前往马丘比丘之路极为不便，没有高速路，没有缆车，主要靠印加古道连通。正因如此，马丘比丘周边环境未因现代化进程发生改变，使众多游客沿印加古道艰难跋涉“朝圣”中，感受文化、自然遗产最原始的风貌。

　　“其实，这种艰难行走，正是文明和创造的最好注脚。这种与文化遗产关系的连接，摒弃了与文化遗产相关联的开发和利用，值得学习。”

　　陈履生由此指出，文化遗产保护未必完全是经济的问题，花了钱未必就有好作为。如果没有从文化遗产的内核去考量，只是做些用栏杆、围墙禁止进入等等浅表“保护”，这些人工的加入所表现出来的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的破坏。

　　他认为，保护理念、公民素养等在整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具有主导性影响。大到区域保护和整体规划，小到道路修建、栏杆和警示标志的增设等细节，无不表现出保护的水平、保护工作的文化涵养，均关系到保护的品质。

　　中国当下公民素质给当代文化建设提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必须构筑支撑均等化的公民素质这一基础条件。只有这样，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才能得到全社会集体呼应，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陈履生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提出建立“使文化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并把遗产保护纳入全面规划计划的总政策”。

　　陈履生认为，公约提出的“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不是商业性开发和利用中的“吃祖宗饭”，而是文化的传之久远的作用和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将公民素质的培养和提升纳入到这个“全面规划计划”之中，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才能走上摆脱商业性开发利用、追求文化品质的正确道路。

　　作者：廖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