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先生，弹琴、抄书、琢磨家具、漆器、铜炉，养鹰、驯狗，逗蛐蛐儿、养鸽子，无一不通，无一不精。他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中国文物界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间游艺研究上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精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2013秋拍中国嘉德为纪念其百年诞辰，特地以“锦灰集珍”为名，就其所藏的工艺品与古籍文献推出2个拍卖专场，其中所涉及的藏品品类广泛，让我们可以多侧面地了解王世襄先生的收藏。

　　家具：琴案+画案

　　在中国古董家具收藏领域，王世襄先生可谓无出其右的专家。嘉德秋拍中推出2件黄花梨家具：一件是1945年自渝返京后最早购得的黄花梨琴案，乍看是平淡无奇的明式平头案，但案面两端大边内各开一个长方孔，假如放把古琴在案上，琴首和下垂的轸穗正好被收入孔中。琴案为夹头榫结构，纹理美观。案面独板，光素刀牙板，其结构造型朴质简练，是十分标准的明式家具制式。专家透露，当时王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学琴，拜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为师，为此专门制作琴案，且在管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改制，供两人对弹，可研习指法，符合管先生认为的最佳琴案标准。之后管、袁弹琴都用此案，还被其他琴家张伯驹、郑珉中、杨葆元、吴文光、査阜西、杨新伦、溥雪斋、潘素、沈幼、白祥华等先生抚弄弹奏过。

　　还有一件是他1995年与古典家具名家田家青先生一起设计打造的花梨木独板大画案。专家认为这件拍品有诸多优点：一、大案为明式，但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更加简洁，所谓“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这就是王先生审美精神的体现；二、尺寸壮硕，案面厚近八公分，案腿粗壮，重量超过600斤；三、牙子方材，两端不加堵头，比例得当，简洁明了，既有古意，又有强烈的时代感。

　　文房：铜炉+笔筒

　　王世襄的铜炉收藏也是一绝：2010年匡时5周年秋拍曾推出王世襄藏铜炉专场，成交率高达100.00%，成交额则为9844.8万元。专家透露，王世襄先生对铜炉的情结，源于老邻赵李卿先生的熏陶。赵李卿先生为民国时藏炉大家，而此次征集的4具铜炉，皆为赵李卿旧藏，包括明末清初“爇名香兮读楚辞”款冲天耳三足炉，王世襄先生主要用作书斋清供；明末清初“玉堂清玩”款戟耳炉，是李卿丈所藏二三十座戟耳炉中的第一，常置夫人案头，朝夕爇香饼；另有明末清初“澹庵”款冲天耳三足炉以及明末清初“思山”款桥耳三足炉。

　　至于王世襄先生所藏的明·紫檀天然形笔筒，体型接近椭圆，瘿节孔穴，错落有致，宛若天生，久经摩挲，圆润无比。专家表示，笔筒只要不经车旋，造型不规则乃至畸形的，就可称为“随形”或“天然型”。王先生在《自珍集》中说道：“以予所见天然形笔筒，未有更出其右者。”这件笔筒因此缘由而被买下，并且放于花梨木独板大画案上使用。

　　鸟虫：葫芦+鸽哨

　　这次专拍中最迷人的，是先生关于葫芦、鸽哨的收藏。他著有《说葫芦》、《中国葫芦》等书。如晚清官模子蝈蝈葫芦四具是《说葫芦》一书中著录的；更有咸丰·三河刘棒子式小蝈蝈葫芦成对、三河刘和尚头式高身油壶鲁葫芦、文三火画山水三河刘蛐蛐葫芦、三河刘和尚头式油壶鲁葫芦、干黄倒栽油壶鲁葫芦等，为多种鸣虫用具。葫芦中还有养鹰家专用的清·紫红鹰水葫芦两具。

　　北京盆罐被秋虫的养家所看重的有两大系列，即“万礼张”与“赵子玉”。万礼张盆制于明代，底平无足，即所谓“刀切底”。王世襄先生所藏明·万礼张盆、枣花过笼及蜘蛛水槽便彰显此点。赵子玉罐虽名色纷繁，其共同特征是澄泥极细，盖腔相扣，严丝合缝。

　　王世襄先生在《北京鸽哨》前言中称鸽哨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从梦中唤醒，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又不知多少次给大人和儿童带来了喜悦。民国“鸿”字紫漆鸽哨十一眼五对及“祥”字紫漆鸽哨十五眼一对是王世襄先生鸽哨中的佳品。而民国“文”字葫芦一对及截口三对，哨口后额(即哨口的上部，通称“后脑门”)圆浑，一顺而下，殆取流线型之意，与音响虽关系不大，但可减少气流阻力，减轻飞鸽负荷。这是“文”字制哨的特点。民国“祥”字王世襄火绘草虫葫芦八支，大小不一，其上为王世襄先生火绘的蜘蛛、蚂蚱、蝴蝶、蜜蜂等动物，拟没骨之意味，有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的整体效果。从中可见，抢救复兴观赏鸽是王世襄先生的一个未了的心愿。

　　藏书：职业+兴趣

　　这次“锦灰集珍”最大的发现，是王世襄先生的藏书。据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称，世襄先生的藏书三百八十部有奇。另据世襄先生的《已钞书目》一册，内记已有抄书600余部，和之此前、先有和未见者，总数已逾千种。他指出，世襄先生一生的第一个职业，不是研究书画、木器家具、铜炉竹器、葫芦鸽哨之类，而是古籍文献。世襄先生1941年燕京大学毕业之后，赴四川李庄，辗转为梁思成接受，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具体工作就是“营造学社”的图书馆管理员。整理编辑营造学社所藏古籍文献资料，此即世襄先生所从事的第一个职业，也是先生日后研究文物成一代绝学的理论和资料基础。

　　拓晓堂还表示，王世襄先生的藏书承继明清以来苏浙鉴赏一派藏书家传统，重在赏玩，包括传本罕见，即所谓传世秘本，精钞精印流传有序者，这就是先生藏书的特色。如1959年张衡(葱玉)先生转让给世襄先生的《续书画题跋记》(《自珍集》第177页)，世襄先生叹称此本为“稀有之书”。这类资料鲜见，钞工极精的藏本，赏玩价值极高，是明清之际苏浙鉴赏一派藏书家心仪把玩之物。他还指出王世襄先生的钞本书，封面或用乾隆高丽发笺，瓷青纸等，内以“畅庵钞存”专用抄书稿纸，兼有世襄先生手校、或夫人袁荃小楷校字，配以民国间盛行的插套式书套，书套世襄先生正楷题写书名，一望既知其考究之物。

　　他还指出，王世襄先生终未成一代著名的书画鉴定大师，也未成为著名的书画理论大师，但先生在此方面的努力和所下的功夫，令人感慨万千。先生为研究书画之基础而读诗词，收明清各家诗词版本50余部，如明刻本《杜工部集》；为研究画史画论，收各类书画论著、书画目录就有180余部，如清刻本《聩聩斋书画记》、旧抄本《绘事琐言》等。其他关于竹刻、木器漆器之类的书籍，各成规模和系统，堪称一个文玩专业文献资料的图书馆。深沉的文物文化积淀，系统的专业文献和资料，这些藏书无疑对世襄先生后来数十年的文物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