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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书画艺术院属于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委员会是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分支机构，文遗委积极响应党中央加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号召，推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发展，积极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围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开展调查研究、项目策划设计、文献整理、信息收集、咨询服务、宣传教育、专业培训、展览展示、学术研讨及公益性活动等。更多>>部分非遗被开发＂变味＂? 分类保护势在必行
【信息时间：2013-10-09 09:41 阅读次数： 】
来源：人民网
◎普查不是问题的解决，恰恰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到问题的存在，只有通过后续的研究、保护、传承，才能使普查成果得以光耀
◎积跬步而至千里，每一代人能尽己所能，让后来者尽可能地了解我们的文明，中华文化的传承才会绵延不息
从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至今，数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日渐被广泛关注，受到支持。截至今年，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14.99亿元人民币用于非遗保护工作。今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成为我国非遗保护进程中的一个显著标志。
不过，非遗保护不像造楼起屋，一朝落成就万事大吉，它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比如，非遗保护虽受到各地重视，却无法保证其持续性与实际成效：根据上级通知大张旗鼓动员布置，雷声大雨点小的事情或为常事；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辛苦搜集的普查资料，最终成为堆在库房中尘封的资料，也不少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非遗保护者和社会各界的合作与支持。
保存也是保护
非遗普查是非遗保护的第一步，需要务实的“劳动”。与文化相关的普查、保护、传承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心理准备，投入文化工作的职业精神与对文化的内在热情，并能最终落实于耐心细致的工作。
非遗保护，最大的资源在一线。12册《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源目录清单》，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中悦带着他的团队，整整“校对”了8个月，从8万多条普查信息中筛选，与信息的报送者进行核对、确认，最终选入4万多条。篇幅所限，每条信息都只有最为简要的项目名称、地区、分类等，就像海面上的冰山，几乎每一座冰山下都潜藏着更丰富的内容。
这一点，赵中悦和他率领的团队是如何做到的？2008年，山西省非遗中心首先在襄垣县展开试点。在这里试点，就是要摸清，在山西“以县为单位开展非遗普查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具体普查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襄垣县的非遗试点普查，历时40天，发动了山西省非遗中心的全部工作人员，及该县1162名普查员与文化馆工作人员，搜集图片2万余幅，老剧本374本，项目信息近万条，普查信息表5000余份。
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襄垣县文化馆馆长张岳公有些担心，“这次普查成为我们与某些非遗的最后相遇”。非遗之所以被称为“遗产”，与面临的困境相关。在发展中，它们受到全球化、商业化等冲击，逐渐失去了原来世代传承的土壤，不少技艺后继乏人。另一方面，有些非遗被“开发”后，失去原汁原味。比如有些地方对原生态民族歌舞进行编排，虽看起来更合乎“现代审美”，却与最初要保护的艺术本体渐行渐远。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竭尽全力，将此时留存的非遗完整地记录下来、保存起来，不能不说是功莫大焉。可以说，保存本身也是保护。根据联合国“公约”，“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更在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保存，是非遗保护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项已经消失的非遗，如果能够通过当年的记录较完整地再现甚至被触摸，或许这份文化资源还能在文明传承中荡起波澜。积跬步而至千里，每一代人能尽己所能，让后来者尽可能地了解我们的文明，文化的传承才会绵延不息。
是结束更是开始
非遗，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存留。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单纯依靠数据、文字无法展现全面，它需要多种媒体合作。由山西省非遗中心及高校专家、省市县文化工作者以及志愿者组成的普查队伍，在该省集中普查的三年多时间里，共搜集线索20多万条，采录信息8万多条，采访并登记传承人8万多人，拍摄照片21万多张，摄录视频、音频资料各3000多小时。由试点经验总结整理成的普查“手边书”《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实用精要》，特意作了器材准备的详细说明：“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遗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在进入田野调查之前应准备好“必要的采录设施，具体包括：摄像机、数码照相机、录音设备、笔记本电脑、扫描仪等”。
这些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普查搜集的资料，该怎样保存？是成为一串串数字留在报告里，还是成为一箱箱光盘密封在仓库里？
张岳公担心：“开始时急风暴雨，收尾时草草收兵，结束后少人问津。”他认为，“一次普查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普查不是问题的解决，恰恰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了问题的存在，只有通过后续的研究、保护、传承，才能使普查的成果得以光耀。”而赵中悦的设想是，基于普查资料建成数字博物馆，把普查的多媒体数据经过合理设计储存、呈现到网络上，成为专业人员研究山西非遗、普通民众了解山西非遗的在线场所。
实现这一点，困难不少。要将普查资料“升级”为数字博物馆，对普查资料的呈现效果、完整度等都有更高的要求。这要求工作人员再度深入一线补充搜集，让资料更完整，工作强度由此增大。
有限的人力、海量的资料需求与对资料质量的要求，制约着数字博物馆资料的充实进度。山西省非遗中心专精摄像的工作人员有限，在跟拍当地一项葬礼风俗时，不得不昼夜不休。对此，赵中悦认识清醒：“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是和普查时一样，需要一步步走。先集中力量，按照国家对非遗的分类，每个大类选择一个样板，把框架和范本做扎实、完善。以后，即使每年只增加一两个项目，也要把每个项目的数字化做到位，让数字博物馆一步步充实起来。”
正在非遗保护路上跋涉的山西省非遗保护中心团队希望，这个预计在明年年底初步与公众见面的数字博物馆，能为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示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