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推出了一项项深得人心之举措，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些举措和思路直指顽疾与病根，既可产生扬汤止沸之效，也可达成釜底抽薪之功，只要坚持并深化之，必将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步入新境界，助推中国梦。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十分关注和研究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言谈和举措，其中又以三大理念和举措为重点，我把它们总结为三部曲，认定其中折射出清新的执政理念。

　　第一部曲：广东深圳行释放的是继续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走的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路线，也是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与路径。中国的政治领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其第一次带有宣言性政治活动必含价值观与执政理念，甚至伴随其执政全过程。也就是说，在多个选项中总书记取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或起始点，充分反映了他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意志。心向往之，必力推之。

　　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功效决不仅仅是经济腾飞，还是一个民族的觉醒和一个政党的自我超越，如港媒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当然，期间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难题，这些都是更难解决的精神和体制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习近平广东深圳行，原本就包含着政治家的勇气，直面矛盾，勇往直前。简言之，中国未来发展只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前行而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

　　目前党和政府内大量官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特权思想，社会存在极左、极右两种思潮激烈对撞，再加上阶层分化和利益分配失衡，致使矛盾叠加。既然绕不开躲不过，就需要政治领袖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气，需要有力有效的措施改变精神懈怠，重新焕发改革开放之初那种热情、激情。

　　第二部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映的是法制和宪法意识

　　在参加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尽管邓小平曾经阐述过这样的观点，但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上任之初即明确态度，意义仍然不可小视。

　　习近平同时认为，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不利于推行宪法的诸多问题，包括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习近平鲜明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约束权力很多人都在讲，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即便如此，我们更看重的还是习近平的宪法意识，这有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原因。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过著名的“窑洞对”，面对黄炎培提出如何跳出“王朝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的实践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否则就不会发生“文革”这样的国家灾难，也不会有邓小平那振聋发聩的话：“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

　　能不能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检验和决定着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华丽转身。问题不复杂，解决起来不简单，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政治优势与传统经验的升华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过权力失控的问题?显然不能简单归咎领导人的失误，必定存在更深层的原因。可以说，习近平的宪法观就是克服社会主义国家通病的良药，是必由之路。

       第三部曲：“八项规定”引领的是执政党与国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

　　中央一系列举措中最见成效的是“八项规定”。习近平主导的这一举措，最大意义和价值不在遏制不良行为，而在引导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当我们把这一举措与他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结合起来，会更为清楚。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突出强调了共产党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重视举措背后的价值观与精神追求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敢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一党执政，而坚决不走西方政党轮替的政治体制，恐怕不能归于维护既得利益，也未必是因为历史功绩，很重要的是自己追求的远大目标最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失去了这样的精神目标，势必落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个价值判断：政党不存在谁高尚于谁，都是代表某一利益集团进行的博弈活动。这也是西方政党轮替的伦理基础。如果共产党没有远大而又高尚的政治目标，所追逐的和其他政党没有差异，都是功利目的，那么就必然会走政党轮替的道路。

　　即使从执政党的成员乃至国民的精神大厦和价值追求的角度看，强化精神弱化感官刺激，也是改变目前幸福指数下降、痛苦指数上升的最重要途径。较早以前，习近平在谈及学雷锋时曾说过要“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这引发人们很多的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价值和如何实现价值，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人一旦沉溺于物质和感官，只能进入贪欲无度，结果也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因为人原本就是物质和精神结合的产物，物欲膨胀，精神追求必弱，反之则亦然。为什么官员队伍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不能全归咎于制度的漏洞，很重要的是缺少精神追求。我们经常讲西方发达国家腐败现象比我们少得多、轻得多，有制度的原因，也还有不想贪的问题。怎样才能让人不想贪，很重要的是丰富其精神世界，改善其价值追求。所以说，“八项规定”真正从观念到制度上都得到切实落实之时，中国官员的道德和人文品质必将得到大幅提升，那时讲为人民服务才能找到扎实基础。又由于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所以全社会的物欲过强的局面才有可能扭转，道德状况才有可能改善。中国走向世界、引领世界才拥有了民众基础，这也是笔者撰文，认定“大国崛起于精神”的重要原因。

　　如果深度追寻，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寻找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的途径和举措。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思潮产生出来，特别是世界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博弈迁移后，我们遇到的挑战远大于西方，因为西方的精神世界原本就来源于宗教信仰，政治生态的变化几乎不影响其社会和民众，甚至不影响其政党的精神和价值系统;我们就不同了，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原本就来源于政治活动或政治斗争。一旦政治系统出现根本变化，其精神冲击不可能不大。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将领王尔琢写的挽联就是：“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革命胜利毛泽东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原因在于如果放弃了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由揭示阶级矛盾而来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力量则无以生长。为什么改革开放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社会上迅速出现了“远离崇高”思潮，结果走到“穷得只剩下钱了”的窘境，原因同样在于此。可以说，不能打通革命与执政的精神脉络，不能为执政集团的成员找到精神归宿，讲政治再多，制度规定再多，都不会改变腐败横行。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